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日前拋出中正紀念堂應改名為「台灣建設紀念館」，使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議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蔣萬安認為應該用更高的視野、更具未來性的觀點來看待中正紀念堂的歷史定位，可以朝向「台灣建設紀念館」方式，來彰顯過去70年來所有台灣人為這片土地的付出跟努力。
然而，中正紀念堂的轉型爭議其實在台灣社會已紛紛擾擾近20年，早在2007年陳水扁擔任總統時就曾推動「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將「大中至正」四字牌匾改為「自由廣場」。陳總統認為，「介壽館」都可以正名為「總統府」，「中正紀念堂」和「大中至正」沒有理由不能改名。陳總統在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典禮上致詞時表示：「全世界只有極權獨裁的國家還設有這樣的紀念堂，中國天安門廣場之前的「毛澤東紀念堂」就是最好的對照。如果我們讓「中正紀念堂」繼續存在下去，對「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期間所有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們，他們情何以堪，而對台灣的民主又是多麼的反諷。」
回顧當時興建中正紀念堂的理由，其中之一是紀念統治者過世（故在不少人口中，這裡一律稱中正廟），另外就是藉由懷念蔣中正達穩定政局，研究列寧崇拜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尼娜（ Nina Tumarkin） 曾經指出，當國家統治正當性來自單一統治者，很容易在他死後面臨政局不穩定的危機，不過如果統治者在死後成為被崇拜的對象，讓人相信統治者依然存在的話，崇拜就可以成為一股穩定的力量。在蔣中正過世之後，政府迅速頒布了《紀念總統蔣公辦法》，除了興建中正紀念堂外，要求各地要廣設蔣公銅像，教育部也應該將蔣公偉業編入各級學校教材當中，使得蔣中正的影響力何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得以延續，甚至更佳穩固。
時至今日，無論是蔣萬安或是部份民眾，認為在討論中正紀念堂存廢或轉型時，應該除去意識形態，公正、公允、客觀與平實看待蔣中正對台灣的貢獻，常言：若不是蔣中正如何如何，早已沒有中華民國(下略千字)，故，中正紀念堂的存在是有必要，甚至面對轉型議題時如蔣萬安主張應該改為「台灣建設紀念館」，說是彰顯過去70年來所有台灣人為這片土地付出跟努力，但實際上是在崇拜蔣中正，以及緬懷過往的威權統治下的安定社會。我認為這群人所持的道德原則乃是《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一書中所提及的「權威／顛覆」原則，理由乃是基於對於兩蔣時代的緬懷，若不是當年兩蔣的威權統治一黨專政，在這樣有「秩序」的政治經營（是啊，敢站在當權者的對立面，不是槍殺就是關綠島，怎會無序？）豈有台灣錢淹腳目、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十大建設、台海和平等（下略千字）。蔡政府上台後所力推的轉型正義，去蔣化，對道德母體是持權威原則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顛覆」，就是為了鬥爭和清算，消費歷史傷痕，圖自己的政治目的。
另一派支持拆除中正紀念堂或是退萬步要移除蔣中正銅像達「不可回復性」的處置，例如，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認為：「民主國家不應該再用這樣的規模與資源，去紀念銅像，建議移除銅像。」蔡英文總統也在今年228紀念活動上表示「包括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工作在內，我們也會審慎來推動，一個民主國家我們不該再以威權形式，來紀念卸任的總統，這是我們原則。」我想這類人所持的道德原則是「自由／壓迫」原則，具體展現在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為落實轉型正義之政治理念，成立了促轉會，同時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中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出促轉會成立的目的之一即為「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第五條第一項表示為確立自由民主秩序、否定威權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伺害人權事件之歷史教訓，出現於共建築或場所紀念、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中正紀念堂的存在，對持自由原則的人來說，無疑也是種壓迫。台灣解嚴30年，已是一個自由民主時代，唯有正視歷史，清除權威遺緒，落實轉型正義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作者Haidt指出「道德凝聚人心卻也令人盲目」，中正紀念堂的轉型爭議，我認為實際上在道德立場上是「權威」與「自由」兩種不同的道德原則的衝突，因此社會對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基本上分成兩群不同群體，彼此爭論，在這個藉由道德原則凝聚人心的過程中，也使得大家無法再心平氣和坐下來討論老蔣一生功過與中正紀念堂的議題。且當蔣萬安拋出改名時，同時喊出：「正面迎戰民進黨污名化」，此舉我認為是將雙方的「峰巢開關」打開，將同道德母體的人凝聚在一起，凝聚更大的向心力，好迎戰另一群站在對立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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